www.wzw66.com从沈从文到福柯这些大师们上课点名吗
发表时间:2019-11-08

  每个大学校园里,都有很多关于课堂点名的段子。今天,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课堂上点名的那些事儿。作者王宏超是一名大学教师,他对于上课点名这事儿,写了写自己的观察与看法,也回顾了学术史上的大牛们上课点名的趣闻轶事。

  近日,一则#老师上课播放音频点名#的视频上了热搜。视频里,河南信阳师范学院的老师使用播放音频点名,视频上传之后迅速走红。

  拍摄者任鹏君介绍说,这位老师之前就用电脑点过名。这样可以避免叫错人名,还能节省时间,同时上课的就坐率也提高了。网友调侃:这真是史上最没感情的点名咯。

  实际上,关于点名的趣闻可不止这些,也不止现在才有。每个大学校园里,都有很多关于课堂点名的段子。今天,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课堂上点名的那些事儿。作者王宏超是一名大学教师,他对于上课点名这事儿,写了写自己的观察与看法,也回顾了学术史上的大牛们上课点名的趣闻轶事。

  从闻一多、沈从文,到康德、福柯,这些大师们的课堂是怎样的?他们如何要求学生,他们上课又是否需要点名?

  刚开始工作那会儿,年轻气盛,每学期上第一堂课,必定会略带挑衅地说:这门课我不点名,来不来随便!我自认为这是欲擒故纵的招数,但效果往往很差。随着日子一周周过去,来上课的人数慢慢减少,我也无法收回原来的话开始点名。虽然外在装作无所谓的表情,但内心也会后悔自己自负的无知或无知的自负。

  学生不来上课也就罢了,就怕偶尔遇到领导的检查。话说我在课堂上宣布不点名之后不久,就遭遇到了一次校外专家的巡视听课。据说以前的老师们很厌恶被听课,本来讲得很自由,领导专家们一来,讲课就拘束了。但如今的形势似乎不同了,就像一位同事告诉我的,他最喜欢领导来听课,因为领导一进教室,根本用不着提醒,学生就立马特别配合,不再睡觉打呼噜,也不再吃包子喝豆浆,甚至都不再玩手机打游戏什么的,一个个精神抖擞,装作喜欢听且能听得懂的模样,不时还若有所思地点头。他说自己最美好的上课体验,就是被听课的那几次。

  那次来的专家在我的课堂上似乎听得入迷,不住地点头微笑——想必他是真心的,因为他实在没什么必要为我演戏。在我唾沫横飞地讲完之后,专家一改笑脸,神色凝重地走过来,严厉地指出,这节课近十个学生未到。

  我既然主动宣布不点名,所以向来对考勤就不太重视。缺了十个人,按比例最多就五分之一吧。其实也不算多,想当年,明代早朝时经常有官员缺席,最多时缺席的官员竟有一千余人,比较接近于全员缺席,况且那是要去见能杀你人头的皇帝。

  我想学生的缺课或也多是因为现实的困难。比如说,奉贤海边的冬天特别冷,每年冬天我去上课,都会被冻出重感冒来。老舍先生说,“能在青岛住过一冬的,就有修仙的资格”,奉贤怕是也不差多少。且看看民国时上海光华大学女生宿舍的情形,因为如今的大学宿舍的条件,较之那时,或许好不了太多:

  到了冬天,个个都是缩手缩脚的……整天除上课外,就藏在房里,装了一个热水袋和一个烫水壶,折了一床被头垫在背后,身上再盖一条被,坐在床上,手捧着书本,在那儿默读,然而,牙齿有时不自觉地是会发出声音来的。见了这副神气,于是有人笑着说:“真像医院里的产妇哩。”夜饭谁都不愿意出去吃,都是叫娘姨到饭店里喊面或是蛋炒饭送进宿舍里来吃的。

  (滋:《女生生活的片段》,《光华年刊》,1936年丙子级,转自施扣柱著:《青春飞扬:近代上海学生生活》,上海辞书出版社,2009年,第339页。)

  《青春飞扬:近代上海学生生活》(作者:施扣柱;版本: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9月)

  又比如我们今日的大学,往往是校园太大、校区太多,上个课,南征北战,堪比长征。其实这种情形也有先例,如民国时期圣约翰大学的校园横跨苏州河,学生要摆渡过河上课,一天要来回摆渡五六次,你说他能不迟到吗?当年一位学生要坐船过河上课,赶到码头却发现摆渡船刚刚开走,留下了一番复杂的心理描写,至今仍看得人手心冒汗:

  ……木排还未过得一半,那上课的钟声,早已停止。他那时心中的焦灼,真非在下一支秃笔所能描写。总而言之,他恨不得效那刘皇叔跃马过檀溪那一跃,或是演那赵子龙拦江夺阿斗那一跳,直飞过对岸去,于心方快。但是谈何容易。不要画虎不成反为犬,掉下河心,做了那屈大夫投汨罗的故事来,岂不凭空淴了一个冷水大浴。他想来想去,想不出一个妙法来,只得朝那蠕蠕而动的木排,狠狠地咒骂,想你这害人的东西,为什么早也不来,晚也不来,直等到你老爷紧急的关头才来。此一去定然遇着一阵大风,把你直吹到那三万六千顷的太湖里,给那太湖贼劫去了当柴烧,使你永远归不到你的老家,才快了我的心肠。好容易骂得那木排过毕,对面的船方始摇过来,他跳在船头上,拼命催那船夫赶快用力摇,他那时的情景,恰应了一句谚语,叫做船头上跑马,走投无路。他就是急煞,也不过在船头上乱转。歇了一歇,等船一靠了岸,他便纵身而上,拔开大步,奔上那格致室的二层楼……

  (《碌碌碌》,《圣约翰大学年刊》1926年,转自施扣柱著:《青春飞扬:近代上海学生生活》,上海辞书出版社,2009年,第15-16页。)

  除此之外,我收到的假条还包括以下原因:被蜜蜂蜇了、要陪女朋友去听演唱会、要陪学车的教练吃饭等,这些缘由当然都是让老师无法拒绝的。最喜闻乐见的理由莫过于肚子疼,其实老师们大多不会认真到让医生去复检的地步,老师需要的就是学生给个理由而已,你说了,老师就懂了。

  话说回来,因为缺课事件性质严重,情况马上被上报到学院和学校。事后院长在提醒我以后要注意考勤之后,也谈起自己的往事。他年轻时也是一腔自信,不点名,上课时学生乱说话,他强压怒火对学生说:我上课又不点名,你们完全可以不来。本想这样警告一下学生,谁知下次课,真的就只来了两个学生。

  后来我就不敢大意了,虽说也还是没有点过名,但至少要在课堂上吓唬学生一下。如今想来,点名或许还是必要的,至少可以通过点名多消磨点课堂时间。另外,就像梁实秋先生所说,上课点名最大的好处,就是能让老师多认识几个字,这实在也很有道理。据说就有学生叫王者荣耀,而我在课堂内外就遇到过张衡、白居易、苏东坡、沈从文、张爱玲、郭靖、黄蓉等一众名人,实在大长见识。

  如今强调佛系生活,老师忙,学生更忙,点名和应名,都需要一些合适的技巧和心态。钱穆在《师友杂忆》中提到孟森先生,点名时十分平和:

  心史是一好好先生,心气和易。所任明清史,讲义写得太详密,上堂无多话讲,学生缺席,只少数人在堂上,遇点名时轮流应到。心史说,今天讲堂座上人不多,但点名却都到了,仍自讲述不辍。学生传为谈资。

  这样的方法想必是很多人都用过,至少我就用过。上大学时,有一次是因为要为两个同学顶替,老师点名,我应答变音不太果断,班上同学笑场,被老师当场识破,那天老师独缺了孟森先生的大度,结果可想而知。其实,只要老师配合得好,学生是不至于太过难堪的。就像梁实秋先生提到清华的一位叶先生:

  前清的一位榜眼,想来是颇有学问的,他上国文课,简直不像是上课。他夹着一个布包袱走上讲台,落座之后打开包袱,取出眼镜戴上,打开点名簿,拿起一支铅笔

  由此看来,点名其实不能叫点名,而应该叫点头。因为有头未到而名到者。正是因为学生层出不穷的花样,现在各个学校也都在不断地升道防魔。刷卡已经很落后了,有通过指纹来“点指头”的,学生们大概还搞不到电影里的那种指纹复印术。据说帝都某高校采用了“刷脸”技术,也是狠招。但这种方式却要求学生不能美容或整容,甚至也不能随便的胖或瘦。我看目前最狠的手段是“点手机”,老师在教室门口为每个学生准备一个小口袋,学生上课时把手机放在各自的袋子中。之所以说这招最狠,是因为手机现在是学生们的命根子,须臾不能离,放下手机,立地成野人。哪有人到而手机不到,或者手机到而人不到的?至于说买不起手机的学生怎么点名,这可能是发明袋子的人所没有设想到的。或者学生为了完成点名,卖肝卖肾去买个手机,这种事不也已见诸报

  其实很多老师都是不点名的。就像钱穆先生当年在北师大讲秦汉史,二百余人的大教室很早就被挤满,走廊里也都是学生,人泄不通,钱穆先生竟无路登讲台,于是只能跳上学生的课桌,踩着桌子才勉强走上了讲台。记得当年在复旦读书时,著名的三一零八教室,常有大师光顾,座位是根本占不到的,能挤进教室就属幸运,有时候只能隔窗挤进去一个脑袋。运气差的时候就架在走廊里听,有种隔墙有耳的感觉。这样看来学生其实也是愿意听课的,如果老师没有名气做幌子,可能就真的需要认真做一份讲义了。

  如此看来,学生缺不缺课,关键还在于老师,同一个学生,可能喜欢某甲的课,但不喜欢某乙的课,汪曾祺先生可谓典型的代表。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中文系,但不喜欢系主任朱自清先生的课,朱先生上课爱点名,严厉刻板,作业太多,汪曾祺于是经常逃课去泡茶馆或图书馆。因为经常缺课,朱自清也不太喜欢汪曾祺,后来罗常培曾推荐汪曾祺做朱自清的助教,朱自清颇为不悦:“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,我怎么能要他当助教呢?”

  但汪曾祺喜欢闻一多先生的课,闻一多是具有诗人气质的大学者,性情自由放旷,一上课,“闻先生点燃烟斗,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

  他也真是名士做派。闻一多上课从不点名,课讲得极其精彩,吸引许多粉丝慕名而来:

  西南联大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们。左起朱自清、罗庸、罗常培、闻一多、王力(1944年摄)

  闻先生教古代神话,非常“叫座”。不单是中文系的、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,连理学院、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。工学院在拓东路,文学院在大西门,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。三肖必中特一今天晚上开什么码2018今晚开码结果,闻先生讲课“图文并茂”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、女娲的各种画像,用摁钉钉在黑板上,口讲指画,有声有色,条理严密,文采斐然,高低抑扬,引人入胜。闻先生是一个好演员。

  汪曾祺更喜欢的老师是沈从文先生,这是影响其一生的恩师。沈从文上课也不点名,而且他“不长于讲课,而善于谈天”

  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,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,——就是这样一户!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。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,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,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。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,一边吃,一边讲,还说:“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,烟台苹果就很好!”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,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。谈林徽因发着高烧,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。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。金先生终身未娶,长期独身。他养了一只大斗鸡。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,和金先生一起吃饭。他到外搜罗大石榴、大梨。买到大的,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,比输了,就把大梨、大石榴送给小朋友,他再去买!

  还有些老师,不但不点名,反而不希望过多的学生去听。法国思想家福柯43岁被选为法兰西学院“思想史体系”教席,从1970年12月到1984年6月去世,他一直在法兰西学院授课。他的课堂因思想性和个人魅力,在当时极受欢迎,听课者除了学生,还不乏学者、教授、社会人士以及慕名而来的外国人,以至于“人满为患,竟然到了拥堵的地步”。

  ( 福柯语,见[法]米歇尔·福柯著,钱翰译:《必须保卫社会》(法兰西课程系列,1976)

  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8年,第4页)当时有记者描写了福柯课堂的气氛:

  当福柯快速走入教室,雷厉风行,就像某人一头扎入水里,他挤过人群,坐到椅子上,推开录音机,放下讲稿,脱下外套,打开台灯开始讲课,一秒也不耽误。扩音器传出响亮、有力的声音,这是大厅里唯一的现代工具,从仿大理石的灯罩发出的光使教室不太明亮。教室有300个座位,挤了500人,没有一点空地……(

  热拉尔·帕迪让:《法国大学中的伟大布道者》,《新观察家》1975年4月7日,转自[法]米歇尔·福柯著,陈雪杰译:《惩罚的社会》(法兰西课程系列,1972-1973),“前言”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8年)

  人数多,且不固定,福柯当然不用点名,他反而一直抱怨课堂的人数太多,影响到了和听众的距离和课堂的效果,以至于他希望通过调整上课时间

  我不能规定来这里听课的形式上的条件。因此,我采用了一个原始的办法:把课安排在上午九点半,我是这么想的,按我昨天收到的一封信的说法,大学生已不再在九点半以前起床了。你们会说这仍然不是一个很公平的挑选标准:起床的和不起床的。但不是这一个就是那一个,终究有一个标准。

  这对如今许多只嫌粉丝不多、只嫌出镜率不高的“大师”、“名师”们来说,简直是匪夷所思。福柯理想的课堂是有真正的交流,而人数太多,就无法实现互动,让课堂变成了单向的表演:

  对于我来说,每个星期三晚上必须演出的这种马戏真是一种,怎么说呢……折磨这个词太重,烦恼又太轻。差不多介于两者之间。

  作为一名老师,期待的是和学生的碰撞和交流,而非是没有掌声的马戏表演。福柯虽然名声在外,他的思想也往往是学生们所无法进行对等交流的,但他还是希望能有所反馈:

  有几次,当课讲得不太好时,不需要太多,只需一个问题就可以重新改变状况。但是这样的问题从没有出现过。在法国,群体效应使一切真正的探讨变得不可能。因为没有反馈渠道,授课被戏剧化了。我和那里的人们是表演者或杂技演员与观众的关系。当我讲话完毕,就有一种完全的孤独感……

  这种“孤独感”想必许多老师都有过,譬如我自己,课堂讲授的多是文学理论、美学理论之类枯燥乏味的课,遇到要讲什么结构与解构、语言与言语、存在与本体、言意之辨之类连自己都半懂不懂的内容时,如果此刻恰好与学生苦涩又无助的眼神相对,我的脑海就会反复滚动起卡森·麦卡勒斯

  如果用嘴巴与人交谈,从对方脸上茫然的表情中,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想必就像动物的声音,或者自己的言语中有某种令人讨厌的东西。对他来说,努力用嘴说话是痛苦的……

  其实,老师们之所以不愿意点名,除了或真或假的自信外,可能是因为还在固执地守持着“只闻来学,未闻往教”的古训,不愿自降身价罢了。不点名,内心还是希望学生来听课的。“得天下英才而教之”,是老师们最为虚荣又虚无的白日梦。其实,英才未必能得;得到英才,你也未必能教。但老师们应该都多少有点货色,加上“好为人师”的虚荣,一段轻松的讲述,可能需要燃灯枯坐好几个通宵。www.wzw66.com,老师多愿不切实际地追求理想状态,理想的教和学的环境,或许应该是自由和宽容的,老师愿意教,学生愿意学。就像几被描画为“学术理想国”的西南联大,大师云集,更是培养了一大批学有所成的大师,很多人的印象就是那里“自由散漫的学风”,就如何兆武先生回忆的:

  没有任何组织纪律,没有点名,没有排队唱歌,也不用呼口号。早上睡觉没人催你起来,晚上什么时候躺下也没人管,几天不上课没人管,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,个人行为绝对自由。……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,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,看什么,听什么,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……

  (何兆武口述,文靖译:《上学记》(增订版)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年,第96页。)

  《上学记》(作者:何兆武 口述/文靖 执笔;版本: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3月)

  不点名的状态,确是理想的状态,有无为而治的意思。但现实中老师们也往往愿意秉持精英主义的原则,尽管只是少数人来上课,也愿用心去讲。康德曾说过一句让很多老师有知音之感的话:

  众所周知,课程的开头被活跃而又不稳定的年轻人们搞得多么紧张,而此后教室将逐渐地变得多么宽敞。

  (康德:《1765-1766年冬季学期课程安排的通告》,见《康德著作全集》(第二卷)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13年,第312页。)

  遇到康德的课,多数的学生大概是一定要逃的。但我想,那逐渐宽敞的教室里,肯定也会有两三个学生在安静地听讲。那两三个人,才是不点名的康德留下来继续讲课的动力吧。